江苏南京上坊孙吴大墓出土 青瓷毛笔
江苏江宁东晋墓木棺头箱内出土一件毛笔实物，笔杆可能为易朽的竹木材质，已经不存，仅见有笔头，两端均见笔锋，中以宽2.5厘米的丝帛束紧，长10.2厘米，其选材及制作相当精细。 学者推测这枚笔头包括丝帛在内的一半以上都要被纳入杆腔，是汉末曹魏时期的大书家韦诞（字仲将，公元179〜253年）《笔方》中所谓的“内管（笔管）中，宁随毛长者使深”的 实物佐证。
江苏南京下坊村东晋墓出土毛笔头
甘肃武威前凉时期（公元301〜307年）的墓葬中出土了一件保存完好的毛笔。毛笔套于笔筒内，放置在男墓主头部左侧，笔杆由松木制成，长25厘米，从笔端向笔尾逐渐收分，笔头长4.9厘米，用狼毫制成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此件毛笔的笔杆细长， 顶端削尖，这是源于实用需求的设计， 便于簪戴，这种做法承袭自秦汉， 两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，此一习俗逐渐演变成为文官服饰的簪笔制度。
甘肃武威旱滩前凉墓葬出土毛笔及笔套
此外，河南西晋墓中出土了一件用于放置毛笔的笔架。 河南荥阳苜蓿洼墓地M18是典型的 西晋中晚期墓葬，从铁矛鐏等随葬品来看，墓主为男性，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规格来看，墓主应为地位较高的官员。 此墓中出土了一件制作精良的铜笔架，为目前所仅见，笔架两侧为山形架，中有三根饰绹纹的轴连接起来。架上有放笔的凹槽，可放三支笔。笔架在当时的文献中也称 “笔床”，张敞所撰《东宫旧事》中记载：“皇太子初拜，给漆笔四支，铜博山笔床一副焉。” 这与西晋墓出土的笔床材质相同。笔床亦有其他材质，南朝梁简文帝曾撰诗咏赞笔架“雕饰杂众象”，甚为华丽；南朝陈徐陵所作的《玉台新咏序》中又称“琉璃砚盒，终日随身；翡翠笔床，无时离手”。
河南荥阳西晋墓出土青铜笔架
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仍是席地而居的时代， 时人执笔的方式与今人并不相同，采用的是拇指、食指握笔管，中指托住笔管的握笔法，这种形象见于出土和传世的图像材料中。湖南长沙南郊金盆岭西晋永宁二年（公元302年）墓出土一件青瓷对坐校书俑，两俑头戴进贤冠，着交领长袍，中间置书案，案上置有笔架、长方形砚、小提箱，其中一人执毛笔在木牍上书写。
湖南长沙南郊西晋墓出土青瓷对书俑
东晋顾恺之 《女史箴图》中第九段表现三名女子的形象，独自站立的女子是女史官， 右手执笔，左手托书，作批注状。
东晋 顾恺之 《女史箴图》局部 （唐摹本）
大英博物馆藏
顾恺之另一幅描绘古代文人学士制琴场景的 《斫琴图》中一人 手握毛笔在琴面上勾勒轮廓。
东晋 顾恺之 《斫琴图》局部（宋摹本）
北京故宫博物院藏
北齐杨子华 《北齐校书图》中绘有三组人物，其中第二组共十人，四文士坐于高榻上，榻上放有古琴、漆高足盘、多足砚，婢女、小童伺立榻周，文士中二人 一手持毛笔，一手持书，正在校勘书卷，另二人似乎正因意见相左而有所争执。
北齐 杨子华 《北齐校书图》局部（宋摹本）
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
古墨
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大约有18座墓葬出土了古墨， 大多为人工墨，天然墨较少，仅见于江苏南京老虎山2号东晋墓，墓室前部祭台上的陶砚内放置一枚墨块，长6厘米，宽2.5厘米，经化验该墨“黄黑色，轻，在显微镜下，显无色不规则的晶体，质硬如砂粒，与现代墨无相似之处，加热微燃烧，似含有机质，猛烧后，留下之物，体积与未烧前相同，因有机物质被烧去，颜色变淡，应为天然石墨” 。
人工制墨的原料沿袭汉代，以松树为主，即所谓“墨出青松烟”，但 墨的质量已经大大提高， 墨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，可以用手持研磨，不再需要研石碾压。古墨形制以圆柱形、长方形和圆台形为主，且大多数模印有花纹。 圆柱形古墨多见于南方地区的孙吴两晋墓葬中，如江西南昌孙吴早期高荣墓，男墓主高荣棺内头部有一木盒，盒内装木方、木简、竹尺、石砚、墨等，墨呈圆柱状，长9.5厘米，直径3.5厘米，此墨经鉴定为松烟墨，大体上保留汉代风格，制作精巧，模印有叶脉纹。
江西南昌孙吴时期高荣墓出土石黛砚和墨
图/来自考古报告
江西南昌西晋湛千钤夫妇合葬墓，男棺内出土一墨块呈圆柱状，长9厘米，直径2.5厘米。江苏南京仙鹤观东晋M2墓主高崧棺内放置一件圆柱形墨，已碎为4块，最大一块长5厘米，宽2.1厘米。
长方形古墨则主要见于北方地区的三国墓中，如湖北襄樊菜越三国墓，男墓主棺内随葬一锭古墨，出土时呈长方形，长2.6厘米，宽2厘米，厚1厘米，经鉴定其主要成分是“炭黑和有机质，是合墨法所制的胶墨，虽然少部分墨被风化，但大部分烟灰粒子仍然均匀填充在胶的交联网络中，并形成层状结构，使其吸潮率下降，是‘轻胶万杵’的好墨”。
甘肃酒泉西沟村画像砖墓M7可能为曹魏时期，墓中出土墨一件，长方形，黑腻如漆，表面滑润，手感轻而坚致，长4.2厘米，宽2.9厘米，厚1.7厘米。 圆台形墨出现的时代似乎稍晚，南北方皆有所见，如辽宁北票冯素弗墓（公元415年）出土古墨2丸，墨体轻质细，色黑易染，下大上小，近圆台形，横截面椭圆形，表面模印花纹，一面为突出横带纹，一面似花瓣，大的一块高5.6厘米，长径3.7厘米。
辽宁北票北燕冯素弗墓出土古墨
图/来自考古报告
江苏南京殷巷南朝墓出土一锭古墨，为模制而成，墨质坚实，出土时漆黑若新，未见使用痕迹，呈上宽下窄的圆台形，底略内凹，端面模印莲瓣纹，质料均属松烟，面径6.5厘米，底径4.5厘米，高3.7厘米，从这锭古墨看，造型已脱离早期墨的稚拙粗陋，制成上宽下窄的圆台形，既便于手握研磨，又有一定的审美意趣，端面 模印的莲瓣纹，或许是 南朝社会崇佛风尚的反映。
古墨上不仅装饰有模印花纹， 而且还刻有墨工之名。江西南昌火车站M3为南昌令雷陔夫妇合葬墓，雷陔葬于永和八年（公元352年），其棺内出土墨一件，该墨黑色，扁圆条状，两端切平，一面阳刻长方框，框内隶书“雷寿”二字，框外有曲纹线。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制墨工匠有官府和民间两种，据元代陆友《墨史》记载，张金是西晋时期知名的民间墨工，“张金好墨，过市数蠡，并市豪笔，备即写书”， 此时期文人制墨也不乏其人，其中韦诞墨品质最佳，被誉为“仲将之墨，一点如漆”，南朝刘宋时期的大臣张永（公元410〜475年）制墨水平亦高，“又合秘墨，美殊前后”。“雷寿”很可能是墨工之名，又据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一六〇记载“豫章郡五姓：熊、罗、雷、湛、章”，雷氏为豫章郡大姓，雷寿并非普通的墨工，很可能是文人，而这块雷寿墨或许也是当时文人制墨的代表。
江西南昌火车站东晋雷陔夫妇墓出土“雷寿”墨
砚台
砚台在汉墓中已经十分常见，几乎在汉代王朝的统治区域内，包括辽宁、 青海、云南、贵州等均有出土。汉墓中出土的砚多为石砚，从形制可分为三类：第一类是扁圆形砚板，多用天然石块制成 ；第二类是长方形薄板，修饬工整，部分还配有砚盒；第三类是圆形三足石砚，这类石砚通常雕刻精美，三种砚台常有研石伴出。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墓葬中也出土了 一定数量的砚台，相较于汉代而言 在形制和材质方面都发生了较大变化。
一是形制的变化。汉代的扁圆形砚板基本不见，长方形石砚板仍有不少，尤其多见于南方地区的六朝墓葬中。从出土实物看， 六朝时期的石砚板不似汉代石砚板狭长，较为厚实，地理分布的 普遍性也大不如两汉时期。部分高等级墓葬中出土的石砚板制作得十分精致，如西晋刘宝墓出土的石砚板，石质细腻，四周镶有铜边，底面有朽木痕迹，可能原来还有木托。
东晋末期及南北朝时期的墓葬中，几乎见不到长方形石砚板了。圆形的三足石砚极少见，河南偃师曹魏时期墓葬中出土一件，由砚盖和砚身两部分组成，砚盖圆形，高浮雕，似五龙盘绕，中间刻出五铢钱状图案，圆形砚堂，一侧刻耳杯状水池，下有3只粗矮足， 雕刻精美的三足石砚此后基本不见。
河南偃师曹魏墓葬出土三足圆石砚
石质砚台除了长方形薄板状、三足圆砚外， 主要为方形四足砚， 且仅见中原北方地区的西晋至北朝墓中，数量较少。洛阳北魏宣武帝景陵出土4件形制大小相同的方形四足砚，砚面方形，中心为一圆形砚堂，其一侧为一耳杯形水池，另一侧刻一毛笔状凹槽，砚面之下四角各有一足，足间有花牙装饰。四足方砚的圆形砚堂似与汉代三足圆砚有隐约相关的设计意图。
河南洛阳北魏宣武帝景陵出土石砚示意图
图/来自考古报告
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的四足方砚有所不同，砚面上的砚堂呈长方形，砚堂一侧有耳杯形水池，水池下方是方形墨床，另一侧凿出一笔形凹槽，这一造型 理念很可能来自长方形石砚板。
辽宁北票北燕冯素弗墓出土四足方形石砚
二是材质的变化。 陶瓷砚，尤其是青瓷砚随着制瓷业的兴盛发展逐渐取代汉代流行的石砚 成为最主要的砚材。青瓷砚出现于三国西晋初，多见于南方地区，基本特征为圆形，有砚墙，平底，下附三足，足呈柱状或蹄状，部分三足砚还带有盖， 这种三足圆砚似乎可与汉代的三足圆形石砚衔接。
浙江余姚丈亭镇出土西晋青瓷三足砚
湖北鄂州冶金建筑公司工地M7出土西晋青瓷带盖三足砚
青瓷砚的砚墙、砚底及足部施青釉， 砚面无釉，以利研磨。陶瓷砚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主要表现在 砚足数量的不断增多，三国西晋时期多见三足，东晋以后砚足增多至五足、六足 、八足，乃至十二足。
江西永丰出土南朝青瓷五足砚
江苏南京光华门外大教场出土东晋青瓷六足砚
如广东揭阳南朝刘宋墓中出土一件六足青瓷砚，砚面向上凸起，不施釉，6只兽蹄足；大同北魏元淑（葬于公元508年）墓出土一件圆形六足陶砚，砚面圆形凸起，6只马蹄形足，砚面施白彩。西安长安区北魏韦彧墓（葬于公元526年）出土一件青瓷砚，砚面微凸，无釉，下附12只较瘦高的蹄足，与之配套的还有青瓷砚滴一件，整体呈卵形。
陕西西安长安县北魏韦彧墓出土青瓷多足砚及砚滴
南朝时期还见有圈足砚，如湖北安陆南朝墓出土一件陶砚，圈足外撇，足上有圆孔8个，圈足很可能是多足的变体。除圆形带足砚外， 陶瓷砚中还见有长方形砚、方形带足砚和箕形砚。 长方形砚见于江苏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，砚面四周有一圈凸起的边框，砚堂呈长方形。
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出土陶砚
图/来自考古报告
方形带足砚见于江苏邗江东晋晚期墓，砚面中间高，四周略低，四侧呈壶门状，四足，足呈方形，这种形制的砚也见于北魏宣武帝景陵。 方形四足陶砚的形制很可能模仿自西晋时期出现的方形四足石砚。米芾在《砚史》中提到“箕形砚为晋制，见于晋人书画”，但目前尚未见到晋时的箕形砚实物和图像。然而，湖北鄂州鄂钢饮料厂一号孙吴墓已经出土了铁质箕形砚，可见 箕形砚的源头更早。
湖北鄂州鄂钢饮料厂孙吴中期墓出土铁砚
图/来自考古报告
北朝晚期还出土有2件箕形陶砚，其一出自西安东郊郭家滩工地的唐墓，是东魏孝静帝武定七年（公元549年）时所造的砚台，前低后高，边沿突起，砚面有墨迹，背面左端模印人面鸟身图像，右端阳文“武定七年为庙造”字样 ；另一件出土于洛阳钢厂24号墓，底部在烧制前印有表示 “吉祥” 的文字装饰。
陕西西安东郊出土东魏武定七年陶箕形砚
河南洛阳钢厂24号墓出土北朝陶砚
图/来自考古报告
除陶瓷砚和石砚外， 考古发现的此时期制砚材质还有漆、木、铜、铁等。如安徽马鞍山朱然墓出土的漆砂砚，共四层，分三盘一盖，可以叠合，下层为底盘，可以放置砚石，墨块，中层为砚盘，内涂黑漆和细砂粒，上方有一方形水池，上层为笔架盘。仙鹤观东晋墓出一件三足铜砚，形制与三足陶瓷砚类似。
南京仙鹤观东晋墓出土铜砚
图/来自考古报告
与砚台配套使用的砚滴在墓葬中也时有见到。砚滴是 为了方便磨墨时注水，出土的砚滴 主要有铜和陶瓷两类材质，以陶瓷质居多。河南巩义站街西晋墓出土一件保存完好的铜砚滴，阔口，龇牙，头有双角，大耳，背饰卷曲鬃毛，体饰梅花斑，四肢伏地，口衔耳杯，腹空，脊上附中空圆柱，圆柱中插中空铜管，口部有小孔与腹通，设计奇巧，造型精美。
河南巩义站街出土西晋墓出土铜砚滴
三国、西晋时期的青瓷砚滴通常被制成蛙形、兔形。
浙江金华古方墓地出土西晋青瓷蛙盂
浙江上虞聊江帐子山窑址出土孙吴时期青瓷兔盂
南朝时期砚滴的形制更加多元，制作精巧，显示出时人对文房器用的重视与讲究。
南朝时期青瓷棒槌形水注
上海博物馆藏
文具随葬与风俗文化
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墓葬中的文房用具多是成套出现。江西南昌孙吴高荣墓木方上墨书 “书刀一枚，研一枚， 笔三枚……官纸百枚”，南昌西晋吴应墓出土的木方上有“故书砚台一枚，故笔一枚，纸一百枚，故墨一丸”，两墓中都发现了砚台和墨，纸、笔因为易朽而不存。河南巩义站街西晋墓的前室西侧有一件漆盒，盒内放置墨（已经粉碎成粉末）、石砚板、小铁刀、铜砚滴和研石（报告中将之误称为石印坯）各一件；江苏南京江宁下坊村东晋墓的木棺内头箱处则放置瓷砚、铁书刀、墨、毛笔和砚板各一件。
文房用具 多见于社会上层人士的墓葬之中。出土文房用具的墓主身份大都较高，多为官吏、世家大族，甚至包括帝王。东晋时期的门阀大族王氏、谢氏、温氏、高氏、颜氏墓中都发现有笔、墨、砚等文房器用。南京江宁上坊孙吴大墓、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的墓主都被推测为帝王。
就墓主性别而言， 文房器用多见于男性墓中，女性墓中亦出土有石砚板，这与石砚板的功用有关，不仅可以用作文具砚板，还可作为化妆用的黛板。
随葬文房用具是秦汉以来统治阶级士大夫文人所谓 “书殉笔葬”的风尚在此时期的延续。杨伯峻指出“书殉笔葬可能由来已久，但不是一种制度，西汉以前也不见记载。……据《晋书·皇甫谧传》，以‘生平之物’随葬，是古代的一种风气。所谓‘生平之物’，包括本人的日常用品和心爱的珍贵物品” 。文房用具 作为汉族文人官吏的日用品也就自然被纳入随葬之列。
文房用具多见于南方地区的六朝墓中，而北方地区则较少。西晋灭亡后，中原北方成为少数民族统治区域，随葬文具的现象也随之消失，十六国墓葬中极少见到这些文具的踪迹，北燕冯素弗虽然已经鲜卑化，但其汉文化修养极高，墓中随葬砚台、墨块当可理解。北魏迁都洛阳实施 全面汉化之后， 墓中随葬文具的现象才随之增多。南方地区随着西晋的灭亡，成为大批汉人士族迁居之地，汉晋文化传统和风尚习俗未被切断，随葬文具的传统也被继承下来。
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古人对纸、笔、墨、砚等文具赋予了 更多的功能和意义。在当时的古人看来， 鬼神也需要用纸笔等文具。如东晋干宝的《搜神记》中记载 “益州之西，云南之东，有神祠”，祈祷者需要“持一百钱，一双笔，一丸墨，置石室中”。《异苑》记载南朝刘宋元嘉年间（公元424〜453年），魏郡张承吉子元庆“见一鬼，长三尺，一足而鸟爪，背有鳞甲”，向其家“求纸笔”。《魏书》中记载北魏世宗时期（公元483〜515年），元景为王显诬告赐死之际，顾谓其子曰 “我棺中可著百张纸，笔两枚， 吾欲讼显于地下”。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， 文房用具的随葬之风更盛。
墓中发现的实物来看，尤其是在南北朝时期，文具中的陶瓷砚台成为重要的随葬品类，在这些陶瓷砚中，以 陶砚居多，相当数量 并未发现使用痕迹，当为专门制作的 明器，而明器化现象的出现正反映了时人对 随葬文房用具这一风俗的重视超过了用具本身的实用性。
本文节选自《美成在久》第31期
「物质、身份与文化：三国两晋南北朝出土文房用具」一文
作者：王倩，为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讲师
本文编辑：Aletheia
文中图片无注明出处者皆采自《美成在久》第31期
「物质、身份与文化：三国两晋南北朝出土文房用具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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